杨鹏飞，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进入专题： 华尔街风暴 新自由主义 。
从经济上看，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，把投资、生产、分配、财富分享置于政府掌控下，把公民权置于财产权至上，实现社会公正。邓小平以务实的三个有利于原则，启蒙国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，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道路，刺激了人民的创造精神，提高了生产力，使单一计划体制变成混合经济体制。
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。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，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，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。联合早报 进入专题： 华尔街风暴 社会主义 。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是学局部，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，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。经济市场化、产权明晰化、企业股份化、住房商品化等等，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制的有效方式。
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，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、农村、农业问题，也是再社会主义、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。中国成就在于引资 在中国，人们对西方人在金融危机中向社会主义迈步、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好感，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，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、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上半年全 国6.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。
可是，中国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，基础设施网络也已经健全，此时不能再靠强化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了，而是应该把政府手中的一些税收留在企业和家庭手里，这 样能直接刺激民间的消费。杨志勇:下半年财政收入不一定会减少，但企业经营碰到的问题，可能会在财政收入上反映出来。这时的减税或者退税将对民营企 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。如何提高中投公司的投资决策水平，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，的确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与税收增收没有直接关系。
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，其中的道理，一是名义税负的下调可直接增加企业盈利，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，企业投资额和居民消费量就因被激励而迅速增加，经济增长就 会加快，这就给税收的增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。16天狂欢之后，生活回到常态，我们面对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。
此外，降低税负对大企业的正向作用也会使中小企业成为受益者。又闻减税声 《新民周刊》:今年两会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减税呼声。虽然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还有10.4%，但下半年、明年不会这么高，所以，现在有必要做好准备。中国的财政税收增速早该出现拐点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不仅没有出现拐点，反而还在加速。
我们经常说，政府要在改善民生上有所作为，但没有钱，如何作为？我觉得现在更加紧迫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进 一步完善政府预算制度，让政府资金使用的效率提高。但是，因为原材料和能源涨价，因为人工成本上升、因为人民币升值，也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，作为中国制造 主力军的中小制造企业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。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渠道过多，除了29个税种，政府还大量参与经济建设，通过盈利性的工商业 活动而享有投资收益、一般性的经营收入和行政性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，如每年5000亿以上(且仍在高速增长)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半数以上。这就有简化、归并税制和收费体制的必要。
通货膨胀，货币政策只能从紧。去年下半年，财政部提出税制改革，从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，但力度还不够，需要全方面减税。
政府的税收比例如何合理？如果税收过高，降低赚钱积极性。所以政府要在思维模式上从需求管理改为 供给管理。
所以，综合来讲，政府应该尽快想 法订出刺激经济的政策。当前货币政策从紧的方式可能需 要改变，但货币政策从紧的大趋势不应该变。在中国，不管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从紧，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 贷款都是歧视的，中小企业在信贷资金上从未觉得宽松过，容易过。托赖于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产业分工，托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、能源、资源和环境保护成本，过去的20年里，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。西方的拉弗曲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经济景气下滑造成职工工资增速放缓，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回落。
二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。现在首先遇到困难的是中小型出口企业。
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志勇和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李炜光，就中国制造目前的危机接受本刊采访。出口企业问题更加严重。
财政增长快，减税有基础 《新民周刊》:不可否认，减税的前提是财政增幅远远大于GDP增幅，但中央政府推行的许多政策，包括社会保障的建设，也都需要钱，减税会不会导致这些政策无力推行？ 陈志武:不会。《新民周刊》:减税能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生存危机？ 李炜光:当然能。
除了财政政策以外，还有一系列限制性的名目繁多的税负。我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它们更有好处。前几年由于汇率政策的不灵活和资源能源价 格体系的不合理，原定的出口退税零税率制度早已被粉碎了。货币政策有货币总量和银行贷款对中小企业歧视的问题。
这导致收入不公平加剧。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行政开支，而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很低？许多人说在操作层面上，要退税、减税很难，这就奇怪了，既然收税可行，为什 么退税、减税就难了？ 有一个基本规律:如果征税权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上，政府虽然花钱效率低、浪费严重，但税种、税率还继续以数倍于GDP的速度增长。
十几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大于民众收入，最近两三年，财政收入过高的问题十分严重，通货膨胀 也愈加明显。其次最重要的是减少行政审批种类和相应的隐性与显性审批费用，这些众多的行政审批 款项是直接和间接压在民营中小企业的大山，给企业带来日日夜夜的公关负担和行贿运作，这些隐性税赋必须尽快消除，否则，更多中小民营企业将关门。
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局面。也就是说，以前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，今天和以后靠减少政府投资、鼓励民间消费来刺激经济，在拯救经济的手段上必须要转型。
增值税转型势在必行，所有企业都将受益。王一江:我国表面上税收不高，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。给中小企业减税、解放中小企业的生产力确实已经迫不及 待了。近年来中小企业甚至是规模中小企业大批倒 闭，形势看上去相当严峻，特别是珠三角等地区，不夸张地说，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。
现在提减税，有什么不同？ 陈志武:这是因为国内外经济在减速、甚至正进入衰退。二是由于名义微观税负下降，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就会减少，而减税的同时如果再伴随着税制的简化，能取得意 想不到的良好效果。
防止经济衰退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。市场竞争过程同时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，一部分企业倒闭是正常的。
《新民周刊》: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13.8%，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.3个百分点，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.7个百分点。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界的盛事，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绩的最好肯定。
